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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每一个自由攀登者都有着对高山的纯粹真诚的、无以言表的热爱和义无反顾的自由追求，他们似乎向我们表明了生命和意志力的意义在于超越人类和自然的极限。

　　当我们迎来高温天气，大家纷纷躲进空调房不愿出门时，还有一群人在深山中的冰雪世界里前行，向着顶峰攀登。他们不是在山上，就是在去山上的路上。他们就是自由攀登者。

　　“自由攀登”是指在攀登过程中，不借助任何器械之力，单纯依靠登山者自身的能力完成一条攀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带、绳索等技术器材只能被用作保护攀登者，却不能当作借力攀爬的工具。“自由攀登”也有更深刻的意义：“自由”成了描述攀登者生活状态的定语。

　　中国自由攀登者的历史延续了整整二十年，却始终没有人完整、详实地描述过他们的生命处境。他们只有寥寥几百人，却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运动群体，许多人被高山大川或生活的浪潮淹没，幸存下来的人则继续书写他们“老人与海”式与高峰搏斗的生命故事。当他们攀登到人生的顶峰再回望来路时，眼前的辉煌背后有深刻的无奈，成功者的热血和折戟者的唏嘘交织。

　　2012年，当被视为“自由之魂”的自由攀登者严冬冬的遇难消息传来时，在大学宿舍里的宋明蔚震惊难过的同时，埋下了探究攀登意义的写作种子。此后多年，宋明蔚在媒体工作，曾参与国内外近百起重大户外事件的采访、调查与报道，在工作中深入登山圈层的内部与攀登文化的内核。作为一名资深登山爱好者，他亲身经历和见证过生命在攀登中的力量，同时也深知，在自由攀登者的历史中，写满了悲情和荣耀。

　　从网络中海量的陈年博文的钩沉，到细致深度的采访核查，宋明蔚通过扎实研究、文献收集、亲临调查等，耗时三年、附注1118条，才将自由攀登者饱满的真实故事、情感和场景全景式的还原。严冬冬、马一桦、刘喜男、何川、阿左……这样一群不同时代的年轻攀登者奔向高山，在死亡的悬崖边寻找自由与自我，书写各自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他们的真实故事也在登山爱好者宋明蔚的笔下汇成了一部四十四万字的中国自由攀登者的史诗。

　　第三十一期「翻翻书•写写字」的征集为大家带来这部记录二十年来中国自由攀登者真实故事的非虚构作品《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作者宋明蔚站在每一个年轻命运的人生十字路口上，通过他们在峭壁边缘中的生命轨迹，透视他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书写了一部自由攀登者的传奇。

　　在刘兴离开的那一年，另一名年轻的攀登者走进了梦幻高山团队的世界。国内登山者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我自己认识的，在香港会自己去阿式攀登的，可能十个都没有，”Ken说，“Stanley（吴茄榤）已经是全香港在阿式攀登方面（数一数二），确实是一哥。”

　　Ken与这名“香港阿式攀登一哥”的相遇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却是命运中的必然。2018年初，Ken来到双桥沟攀冰，这已经是他的第四个冰季了。这一天，Ken和阿左、昊昕等人来到一条叫作“翅膀”的冰瀑下训练。他们看到“翅膀”上竟然有人在攀爬。一名身手矫健的攀登者正在上面领攀。Ken兴奋地发现，这帮攀冰者竟然都是香港人。从香港地区来四姑娘山攀冰的人极少，而在同一天、同一条冰壁下巧遇老乡更是罕见。最让Ken惊讶的是——“啊，你们竟然认识。”——阿左和其中一位攀登者竟然还认识。

　　早在半年前，阿左和昊昕正在岩馆为幺妹峰备战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来自香港的Halu（吕思濬）。当时Halu和朋友慕名来四川攀登四姑娘山的玄武峰。下山后，他们来到成都，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岩馆练习攀岩，就这样遇见了正在训练的阿左和昊昕。Halu对阿左说，今年冬天我们还来找你们攀冰。半年后，等Halu和朋友再来到四姑娘山攀冰时，阿左和昊昕已经登顶了“蜀山之后”，并在中国登山界名声大噪。“我心里戚戚焉，竟然能够认识到那么厉害的高手。”

　　一番交谈后，Ken终于把这前因后果串了起来。他这才知道，刚刚那名身手矫健的攀登者叫Stanley。与Halu 相比，这名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人话不多，比较沉默，可一旦聊起自己的攀登经历时，他又变得热情洋溢。听Stanley讲起在霞穆尼的攀登生活，大家羡慕极了。Stanley比阿左还要小三岁，却已是一名有着丰富攀登经验的登山者—从阿尔卑斯山到喜马拉雅山，从海拔2000米的技术路线米的大山。这似乎是一名水平不亚于阿左的高手。“当然内地也有很多很牛的人。当时我看到一个这么厉害的香港同乡，我就有一点崇拜的感觉。”Ken说。

　　Stanley是一名充满热情而纯粹的攀山者，正如他在脸书上的签名，“I am a climber,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我是一名攀山者，仅此而已。）Stanley 的攀登生涯和任何一名自由攀登者都不太一样。17岁那年，家里人把他送到英国上学。这名香港少年拎着半满的行李箱，尝试融入英国社会。他住在英格兰南海岸的寄宿家庭，说着支离破碎的英语，过着孤单的生活，性格也变得沉静。一年后，他考上了华威大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在课余时间，他背上背包畅游欧洲各地。“旅途上往往只有大自然带给我最大的感动与共鸣，而人所给予我的是无限的疑惑。”Stanley写道。与复杂的国外社会相比，反倒是与自然之间的对话，滋养了这名少年孤独的心。

　　Stanley刚上大学就接触到了野外攀岩，很快就成为一名崇尚技术的攀山者（港、台地区把登山称为攀山）。他的攀山启蒙之地是苏格兰。苏格兰山区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但到了冬天，多变的海洋性气候造就了群山中复杂的技术地形，山里还时常出现暴风雪与白茫天气。恶劣的环境与高难度的技术地形淬炼出了许多像老布、米克·福勒这样的世界级登山家，而这名初次接触攀登技术的中国少年却在苏格兰山区苦苦挣扎。他和搭档又飞去法国的霞穆尼小镇精进技术。他懵懵懂懂地来到世界登山胜地。

　　“第一次来的时候，真的看那些山，那些冰川，那些很恐怖，你没有信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恐惧感反过来变成我的动力。”Stanley说。

　　在之后的几年里，他频繁来到苏格兰、北威尔士和阿尔卑斯山攀登。他在山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他在登山小镇的生活也极其简单。只要有面包、浓缩咖啡和一点啤酒，就可以度过数个月。旅行、攀登、冒险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他对山野与浪漫主义充满了向往，同时山野与浪漫主义又塑造着他的生活。他几乎没有为生活发过愁。他的父母在香港开一家宠物用品店，大哥在法国读书，全家人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

　　在兄弟俩小的时候，他们最爱听父母讲述年轻时背包旅行的故事：在荒野中徒步去看，在恒河边目睹人们在上游烧尸、下游洗澡，在喜马拉雅山上得了高山症，又在深山中听见老虎的长啸。这个故事里的完满结局是，爸爸妈妈在旅途中相识，又靠着穷游的方式经历了一段又一段惊险的旅程，最后走到了一起。他们回到香港后，靠着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父母的故事从小就根植在Stanley的心中。他时常骄傲地对朋友说，他的父母也是背包客。直到有一天，他眼中的母亲变了。

　　在他18岁那年，母亲找来一名算命师，改掉了父亲、哥哥和他的名字。从此，“吴家傑”成为“吴茄榤”，而父亲的新名字复杂到他始终无法准确地记住。他心目中的母亲，从未这般迷信过。新名字刚用了三年，算命师又有了新的预测。那一天，算命师坐在他对面，警告他不要从事任何高危登山运动，不然会有性命危险。他觉得这很荒谬。无奈母亲也在一旁，他只好先口头敷衍着与算命师的对话，满脑子里尽是他“未完的攀山计划”。

　　Stanley喜欢那种在山上的感觉。在极度寒冷的攀登过程中，他四肢僵硬、浑身颤抖，头脑却必须保持冷静，因为攀登愈逼近自己的极限，就越没有犯错的余地。即便是到达了顶峰，路程不过是刚刚过半。登顶带来的短暂兴奋过后，他必须忍受着极度的疲倦，沉静心神，竭力坚持到下山。待回到镇上的青年旅舍，他往往会拖着酸痛的身躯，气若游丝地走进公共浴室，打开淋浴，再合上双眼，感叹过去36个小时是如此漫长。这就是他的攀登生活。痛苦、疲倦、危险的攀登生活。“无奈，这是我最为热爱的事情。”Stanley写道。

　　Stanley总是无法向母亲解释清楚，他到底有什么理由必须冒险攀山—他当然解释不清楚，两百多年来没有人能清晰地说出人类为什么热爱登山。他最爱的攀山就像个钉子，死死地锲在了原本坚如磐石的情感中，锲出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隙。每争吵一次，这钉子便加深一分，裂隙里也多了几道蛛丝密布的缝。每每此时，他的契妈就成为填补这裂隙的介质。吴茄榤刚出生时，有人告诉他的母亲，这个宝宝注定命运多舛，最好上契，找个“契妈”（干妈），用她的八字改变孩子的命数。母亲起初非常抗拒这个说法，但转念一想，宁可信其有，为了儿子一生的平安，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自己的老同学。从此，吴茄榤便有了个契妈。也许，这就是母亲迷信的源头。

　　找契妈、改名字、算命理、阻止他攀山，随着母亲越发执迷，Stanley也越来越失望：这还是那个独立、自由、充满勇气的母亲吗？他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一定要听算命师的话。她也不理解，儿子为什么为了攀山，竟执拗到不惜伤害自己。攀山再重要，能有母亲重要吗？

　　“父亲、母亲与高山、汪洋同样是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元素，前者赋予我生命，后者给予我存在的意义，”Stanley后来解释道，“倘若要我跟随她（算命师）写下的剧本，不再去挑战这崇山峻岭，不再去置身于那浪涛之中，要我放弃与之的交流，拒绝去感受它脉搏的跳动，我将会失去那份让我活着的平静。”

　　到了后来，他与母亲之间除了争吵，便是一些在他看来可有可无的对话：“——吃了吗？——嗯，——工作还好吗？——嗯，——没有生病吧？——没，——不缺钱用吧？——嗯。”后来他与母亲最有效的深入交流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文字。之间开始用几千字的长邮件往来，这是他们唯一能心平气和的沟通方式。

　　本科毕业后，Stanley又在华威大学读了一年硕士。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攀山，甚至为此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母亲的反对与算命师的预言，似乎给了他许多个义无_反顾地去攀山的理由：逃避不可理喻的家庭；沉浸在单纯的大山；证明唯有自己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学会了逃避。旅行是一种逃避，冒险是一种逃避，攀山也是一种逃避。2015年秋天之后，Stanley又多了一处可以逃避的地方，。

　　Stanley在旅行时，认识了台北姑娘Mandy（沈季桦）。从那时起，除了一年四季的攀山计划之外，Stanley的生活轨迹几乎就是往返香港和两地。在Stanley的熏陶下，Mandy也开始尝试攀岩。他们还在垦丁认识了一帮可爱的朋友。垦丁没有高山，却有让Stanley忘记烦恼的大海。他喜欢那里的阳光、沙滩与海浪。他说那里是他的第二个家。

　　他在香港的家是个一室一厅的屋子，位于九龙半岛最繁华的太子地区。他习惯把这间屋子称之为“studio”（工作室）。工作室里有间一两平米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他的各种攀山装备。几乎与储藏间同样大小的卧室里放着许多书籍和一张床铺。和香港的朋友时常在客厅里喝酒、聊天。玩累了，他们就在客厅里睡到天亮。这间工作室离父母的家有半小时车程。半小时足以避开他与母亲的争执。

　　2015年底，一家四口人在哥哥结婚之际，来了一趟难得的日本家庭之旅。这逼得他必须时刻面对母亲的耳提面命。他好不容易熬到了这趟旅行的末尾，没想到母亲竟然先爆发了。在机场争吵起来。后来Stanley在一封写给母亲的家书中回忆道：“当日本的旅程结束时，连最后沟通的平台也瓦解了。你在机场情绪失控，说你究竟做错了什么，让我对你的态度如此恶劣，我无言以对，面对这样的你我已经揪不起任何情绪，冷言呼敷数句就不想多作理会。”他一度以为，只要消极对抗母亲的态度，只要自己对攀山保持恒久的热爱，似乎就可以逃避一切，直到算命师再次做出了新的预测。

　　2016年1月的一天，母亲把这个预测，告诉了刚满24岁的儿子，就好像下达了最后的通牒。也许这是Stanley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和母亲还维系着一丝微弱的情感纽带，这纽带在这一刻便啪的一声崩断了。Mandy说，那一天Stanley眼神空洞地回来，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晚上，他哭了，哭得很惨。

　　原来，母亲坚决不让他再攀山了。这次母亲有了个绝不退步的理由。算命师预测道，如果Stanley继续攀山，他将在27岁时——2018年12月3日至2019年12月3日期间——死掉。

　　本书讲述了过去二十年来，中国自由攀登者用攀登书写各自的命运，在山上跨越生存和死亡的故事。自由攀登者是中国特有的一群人。他们只有寥寥几百人，却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运动群体。遇难者的平均年龄仅有31岁。本书作者通过采访大量人物、挖掘大量碎片化资料，站在每一个年轻命运的人生十字路口上，记录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真实故事，通过他们的生命轨迹透视他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书写了一部不为人知的登山史诗。这不只是一组登山者的群像，更是一个个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死亡的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他们在身体力行地告诉世界，他们甘愿用死亡的风险与代价换来可以超越一切的自由意志。

　　宋明蔚，记者、译者、写作者，高海拔攀登、越野跑、探险爱好者。曾任《户外探险》杂志执行主编，中国户外金犀牛奖评委。曾参与国内外近百起重大户外事件的采访、调查与报道。

　　一部有关自由攀登者的史诗，他们以充分燃烧的生命见证自由意志可以超越一切，无论是自然世界的峰峦冰雪，还是人类社会的国家组织。

　　这是一幅记录中国自由攀登者的高分辨率的全景画卷。我们跟着作者在不同时空中漫步穿梭，有幸借他的讲述品咂热血与永恒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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